在阿狸观察到的那种“快速响应市场与外协需求”工作模式，顾骜知道外事局目前这样一事一办效率肯定是很低下的。但他人微言轻，不可能有资格提出什么“制度建设”上的谏言。
这种务虚的事儿，只有大领导才有资格做。
但今天的谈话，却让他发现了一个契机：或许可以自己先做个样板案例出来，摸出一块石头，然后让领导发现，由领导总结定性，形成方法，再向全部门甚至兄弟单位的外事局推广……
所以说，斯坦迪康本身并不是关键，反舰导弹制导用的精密陀螺仪也不是。
甚至“加速鹰击-5反舰导弹的研发进程”，都不算最大的功劳。
关键是总结出一套“快速补足我们与苏联可抄袭技术差距”的工作方法和流程。
这里面的功劳就大了，又是一个样板典型。
“听说好莱坞最贵的斯坦迪康也就十几万美元……可要是我运作一下，利用港资电影版权代理公司的壳子，再借一层皮来，装成邵一夫老先生的代理人呢？
跑去好莱坞跟最顶级的电影工业技术公司洽谈，要求定制一套‘比目前好莱坞精度最高的还要高’的斯坦迪康来，会不会触及美国军转民技术的最高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