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的江边却已有些清冷。邮轮缓缓靠岸，如一只搁浅的巨兽，吐出几道舷梯，如蚁般的人流就从那上面涌出来。
天色渐暗，所有人都匆匆而行，大约只有周子兮甘愿落在后面，是那样的近乡情怯。这一年，她二十六岁，从里昂大学法学院毕业，带回来一纸博士文凭，以及一箱子整整三年的通信。
与此同时，唐竞等在码头上，心中亦是忐忑，竟比上一次在香港时更甚。哪怕他们已经写了那么多封信，那么多往来的照片，他仍旧不确定等到真的见了面，周子兮会对他说什么，做什么，眼中又会是怎样的神情。
若是认真算起来，他们成婚已整整八年，还要这样猜着念着，实在是有些奇怪。但也就是因为这一份不确定，令此时的等待有了一种莫测的魅力，叫他全副心思都牵挂在这里，无暇旁顾。
吴予培和沈应秋也被周子兮一封电报叫来接船，唐竞实在说不清此时是有这两个人比较好，还是他独自一人更好一点。
来码头的路上，三人在车上聊天，是他先起的头，说的是一早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新闻市长质问抗日救国会的法律顾问，是否知道自己是在为赤色分子辩护？那位顾问当面回答：身为律师，只知道接受委托，依法办事，颜色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