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收入和利润来划线，达到这一目标可以考虑一定期权，超过多少，又可以给予多少期权，但要明确具有国家正式干部身份的人应当排除在外。”
沙正阳的话把自己排除在外，这一点也让黄绍棠和林春鸣很满意，如果制定规则者又是受益者，那肯定难以服众，而且也很容易引起后患，这一点不可不考虑到。
但即便如此，让管理层在以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为主体的企业中占有股份，仍然是一个从未触及到的新问题，甚至在法规政策层面都从未有过，哪怕是黄绍棠一样觉得这一步迈得太大，连沿海地区都还从未有过，在内陆地区那就更让人难以接受了。
期权模式在国内还是一个新生事物，黄绍棠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出现了这种模式，但是国内绝对没有，而像林春鸣、霍连钊等人就连都没听说过了。
“小沙，管理层持股这个模式恐怕不太适合。”林春鸣缓缓摇头，“改革也要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管理层在企业工作，拿了工资，企业效益好，可以以奖金的方式来体现他们的成绩，但持股，这意味着他们和镇村乃至县里一样成为股东，这一步不能迈过。”
霍连钊也插上话：“东方红酒业的性质是集体企业，县酒厂是国营企业，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