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委员的职务，只肯顶个“工商界人士”的名头。
此外，建国之初的经济政策也很平稳。在经济管制上，除了打击金银外汇等投机生意，新政权强制没收的，也只针对官僚资本、敌伪财产。而对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态度，除了恢复生产、摆正新的劳资关系之外，只是“利用、限制、改造”。
这种合衷共济的经济状态，一直持续到1952年。而在这段时期内，整个世界几乎被重新改造了一遍。什么事都要重新开始，连语言文字也得从头学起。因此不仅1949年以前的社会顽疾被扫荡一空，而且社会的发展也一日千里，遥远得如同做了一场梦一样。
那的确是一个豪迈的时代，不过在凯歌行进的同时，仔细打量，也会发现有一些裂隙，与那红底金字的光芒十分不协调。
从1950年起，不断有各界的“群众运动”被发动。如知识分子的“思 想改运动”，又比如“土改”、“镇反”、“肃清反动会道门”等等。这一系列的清理旧政权的残余，创立新社会的规范等等举措，其正义性在当时不容质疑，也给红党增添了救世色彩。不过，由于其方式超越了法制，也没有政策约束，其中的过激行为、违反政策的情况发生了不少。总之，这些运动虽未波及到工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