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编辑部和《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召开的，主要是反击《河北文艺》在6月号发表的一篇题为《歌德与“缺德”》的文章。
1976年运动结束后，文化禁锢被打开，文学、戏剧、电影等艺术门类都呈现出初步繁荣景象。作家们几乎同时把目光投向刚刚过去的历史，充当了历史批判的先锋，对运动造成的社会创痛进行揭露、批判和反思 。
暴露和描写运动灾难的作品大量出现，引起一些人的不安。他们忧心忡忡、顾虑重重，甚至写文章进行批判。刘心武《班主任》的发表已经引起一些非议，许望秋的《妈妈再爱我一次》和卢新华的《伤痕》发表后，这种非议来得更为猛烈。不过文艺界多数人，包括周扬、夏衍等官员为这种现象拍手称快，为“伤痕文学”辩护。
双方围绕着艺术创作应不应该“暴露”的争论越来越广泛，许多文艺理论工作者、各大学文科师生纷纷写文章展开争鸣。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这种争论终于由《河北文艺》6月号发表的一篇题为《歌德与“缺德”》的文章引发出一场波及全国的风波。《歌德与“缺德”》的作者把以前大家对“伤痕文学”的疑虑和婉转批评，转化成尖锐的政治批判。
《歌德与“缺德”》一经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