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通的，我不敢订这个价，两块钱估计就是所能接受的极限......”胡铭晨侃侃而谈道。
“两块钱，两块钱只是看那种电视录像，坐的是很硬的条凳啊，不一样的。”陈学胜道。
“这是城里，可是在乡下地方，或许就没什么不同。对他们来说，再豪华，再舒适，一旦价格高了，受众面就会大幅降低。我并不希望只是街上住的那些干部或者小生意者看得起，最好的大多数杜格乡的人都看得起。之前做干姜，我走的是高价，那是因为对我来说，那是一锤子买卖，有机会当然要抓住，能赚多少赚多少，反正就一次。可是这个就不一样了，得薄利多销，细水长流。最好是隔段时间就可以看一场，有心看，也看得起。当然，票价低了，我就要增加座位数，像这样的包间，说实话，很占地方。像我们那个地方，如果是赶场天，那别说八十个位置，恐怕一百八十个也不一定够。那一天，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上万，所以，必须要空间最大化利用才行。我总不能看着有人想买票进来却没位置。”胡铭晨解释得清清楚楚，有理有利，而不是胡说八道。
“那我这些椅子......我留着干什么？”理解胡铭晨的说法是一回事，对陈学胜来说现实问题解决又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