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拿来审问，王审琦说了这样一番话：
“五代以来，诸侯强横，令宰不得专县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维，而部内宰能斥去黠吏，诚可嘉尔，何按之有？”
王审琦非但没有拿县令来审问，而且支持县令，他的理由是以前乱世纷争，军人强横，县令长官才不能专治其县事。
现在天下太平了，我的职责只是守御边疆而已，而县令长官能斥退狡黠的胥吏，这是非常值得赞赏的事情，有什么要审问的呢？
应该说，王审琦能在新政权建立的第二年就有这种政治觉悟，是超越同时代的其他武将的，因此《宋史》评价其“重厚有方略”。
而石守信的话，也许他跟赵匡胤的距离更近，军事作战能力也更强，但政治觉悟就显得不那么高了，至少，没有明显如王审琦那般可以证明其理念觉悟的史料记载下来。
《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都记载了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都是以石守信为首的。
《长编》中提到“时石守信、王审琦等皆上故人，各典禁卫”，赵普屡次劝说赵匡胤罢去他们的兵权，赵匡胤起初不愿意这么做，对赵普说：“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
赵普最后以赵匡胤当年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