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得益于正在兴起的城市商品经济，宋代产生了一大批“先富起来”的大商人。
像是北宋“都城之内，大商富贾，坐列贩卖，积贮倍息，乘上之令，操其奇利，不知稼穑之艰难，而粱肉常馀，乘坚策肥，履丝曳彩，羞具、屋室过于侯王。”
这些大商人凭借资本的力量，正在染指更高的社会地位，在一些地方，富商甚至都跟地方官员可平起平坐。
如仁宗朝时，有个叫做苏缄的官员，调到广州南海当主簿，苏缄发现当地从事外贸的商人“皆豪家大姓，习以客礼见主者”。
一日苏缄受上级委派，查验一樊姓大商人的货物，“樊氏辄升阶就席”，在当时，这是失礼的，所以苏缄命人“杖之”。
樊姓商人不服，到州法院上诉，知州将苏缄召来斥责，苏缄辩解说：“主簿虽卑，邑官也，商虽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
知州不知如何反驳，这里展现了一场新与旧的较量：新成长起来的商人力量与旧的等级秩序之间，正在角力。
假以时日，商人阶层未必不能发育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可惜宋朝无奈亡于突然崛起的蒙元帝国，令人唏嘘不已，而之后的明清两代，又重回到了抑制商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