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点儿不错的。”
曹振镛一方面向门生后辈传授磕头秘诀，一方面又向皇帝献箝制大臣之策，使大臣们不得不“多磕头，少说话”。
他曾向昏庸的道光皇帝献策说，对臣子们“指陈阙失”的奏章，可“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使臣子们感到天子能“察及秋毫”，便更加恭顺听话了。
于是道光帝吹毛求疵，闭塞言路，“奏章中有极小错误，必严斥罚俸降革”。
结果，“中外(朝野)震惊，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
臣子们全成了“多磕头，少说话”的庸碌之辈，所上奏章也“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报喜不报忧了。
太平军起事时，大臣们互相隐讳，直到许多名城被攻克，才不得不上奏。
对于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有人指出:“皆振镛隐蔽之罪有以成之。”
对于曹振镛倡导的官诀给吏治、世风带来的恶劣影响，许多有识之士给予了揭露和抨击。
朱克敬在抨击曹氏官诀时说:“道光以来，世风柔靡，实本于此。近更加浮滑，稍质直即不容矣。”
还有一位正直的无名氏做了四阕《一剪梅》词，讽刺曹振镛之流及恶劣的世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