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能见得到。据说，他因吃尽了特殊时期工作组的苦头对乡党委向他们村派驻县委工作队有意见——扶贫工作队？听名就不是好事嘛，岂不是对我们工作的否认吗？——所以，只安排了一名村会计负责我们的饮食起居。
倒是阿凤与我们见面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她跟其他村民一样，对工作队充满了好奇。她问，你们工作队是干什么的？组长答，扶贫的。她笑了起来，笑毕，才又不解地问，我们村需要扶贫？扶贫为什么不到最穷的村？她的穷追不舍显然已让组长不知如何作答。
这是组织安排，我们只有服从，别无选择。再说了，富村也有需要帮助的穷人。我适时地插了一句，虽内容与我们的工作宗旨有所偏离，却语气犀利，且有点儿强词夺理的味道——这事关工作组的脸面，组长要考虑到责任问题，而我只是一个兵，管他呢，再说了，即使说错了还有队长兜底。所以，那时是我最敢于说话的一段，我猜测，三任队长对我的好感多来自于此。当然了，话也不能乱说，譬如有损工作队威信的就坚决不说，若她不是女同志，我或许也说不出这样的话。女同志，总比男同志要好说话一些。
果然，她只瞟了我一眼，虽仍不服，却再没说话。有的人偏好这一口，我的话虽难免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