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纷纷以自己的形式向新汉政权与大汉皇帝示忠。
而汉族士林也看到了一种比北宋政权更进一步的“同治天下”模式，大会的民族政策在他们看来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善待来归之族而化之乃是大同理念在民族问题上的外延，但商人频频出现的身影却让许多读书人感到新汉政权毕竟铜臭味道过浓，觉得这个现象需要通过未来若干年积极延引读书人进入大汉政权来加以改善。士人们除了觉得这个国家当前惟利是图之风太过之外，也感到军人阶级所掌控的权力太大，而后者显然比前者更加危险。但是如何制约这些跋扈的军官呢？尽管有曹二、杨三这样的人存在，但有见识的文人依然觉得期盼军人能自觉的想法是很荒谬的，光是靠皇帝的英明显然也不是万全之策——在一些更偏激的士人心中甚至认为如今这个皇帝本质就是一个武夫，要想净化他已经很难，唯一的指望就是教育他的后代来使皇室的气质回归到他们心目中的“正轨”。
在和大会同时进行的许多没有公开的私人聚会中，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要想达到士大夫们共同的目的，就得先团结南北两派士林——即源于北宋的士大夫和源于旧辽的士大夫——先巩固好士人在国家中的地位，联合能够联合的力量——比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