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吵声此起彼伏，激烈程度不下于当日与鞑靼议和之争。
许多官员认为，朝廷为缓解财政危机，发行国债，诚然是不得已而为之，却已是大失颜面之举，若再由贩夫走卒出面包销，等若代国家行政，朝廷颜面又将何存？个别人甚至建议，效法太祖处置沈万山例，以“商人干政”之罪将贺兰石下狱论死，家产抄没入官。
已探明圣意的严嵩胸有成竹，带着已被朝野上下视为“严党”的吏部侍郎欧阳必进、户部侍郎关鹏、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高耀、翰林院侍读学士许炝、通政使司右通政使赵文华等亲信，一口咬定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无论士农工商，皆是我大明的子民，不能阻绝子民报国之门；还说贺兰石虽为商贾之流，却也能上体君忧，慷慨解囊以赴国难，更值得嘉许云云。
自嘉靖初年的礼仪之争，朝臣们就分裂为“尊礼”、“议礼”两派，但凡遇到重大的朝政之争，无不以一党之众，或轮番上阵，或群起而攻。但高仪、杨慎两人死于薛、陈谋反之后，尊礼派便群龙无首，顷刻间土崩瓦解。而硕果仅存的“议礼派”，却因首辅夏言奉旨回府休养，闭门不出也不见外人，无人出面主持大局，仓促间也无法形成步调一致的攻击，在论争中抵挡不住异军突起的严党众口一词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