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蟊贼”；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官学生员数额毕竟有限，以最基层的县学为例，小县只有十人左右，大的在籍学生也不能超过三十人，由于僧多粥少，导致入学门槛极高，除了考试严格，少不了还有诸如请客送礼沾亲带故等等营私舞弊的猫腻，堵塞了寒门士子的求学之门，更将官学变成了藏污纳垢、玷污斯文的肮脏之地。
正是因为官学有着种种弊端，书院便应运复生。比之官学，大部分的书院倒颇有圣人“有教无类”的意思，只要能掏得起束修，谁都可以入书院求学，以至于许多渴望进学读书却又请托无门的平民子弟趋之若骛。尤其是创立船山学派的王阳明，创立甘泉学派的湛若水等一代大儒，都于武宗正德年间效法朱熹，广建书院，向众多慕名而来的学生传授学问，批判程朱理学，宣传他们的陆王心学，使得心学大盛于当时，书院更由此勃兴。
也就是说，何心隐所选择的这条道路，也是许多前圣先哲如朱熹、王阳明等都曾走过的路。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哪位学富五车的读书人不想将自己的道德文章、思想学说传诸生徒，成为桃李满天下的士林领袖？可是，在张居正看来，当此乱世，北有蒙元虏贼虎视眈眈，南有倭贼海寇为祸日盛，即便不说靖难大业，国家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