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船遍于江河，权要之人每私主之以图利，四川巡按卢孟良曾稍一盘诘即得十数万，平日更可知之。因茶政由户部兼管，户部闻知此事，才有禁茶之请。”
“户部所提奏议确系关乎国朝财用及军务的大事，不过，朕还是觉得尚有可再商榷之处。”朱厚熜说：“张居正，朕还让你查了历代先帝实录及皇史晟档案，找出风宪言官或地方官员论川陕茶课之弊、茶农之苦的奏疏以及朝廷开商茶之发端，也择其要点说来给各位阁老听。”
原来，唐宋以降，对茶叶这种“不可一日以无”的生活必需品实行了严格的垄断经营和茶禁政策：唐朝时规定，凡贩卖私茶三次，每次满斤，即处死刑，长途贩运不论多少，一律处死；宋朝更严申茶禁，视私自贩运的茶商为“茶寇”，派出军队巡缉、镇压。明朝虽也实行国家专营榷卖，却有所放宽，在东南皆无榷法，商人请引纳税即可运销，不拘地方。但为了维持茶马互市，独于四川、陕陕两省实行了严格的茶禁。
川陕两省地处西北边陲，又是传统的产茶区，自洪武初年起，就在两省征收很重的茶课，如四川和陕西汉中府实行 “每十株官取其一，民所收茶官给直买之”的茶课；官田茶园则由军士或民众承种，“以十分为率，官取其八”，比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