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宪成抬出了国家法律和洪武旧制，朱厚熜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见皇上语塞，严嵩立刻愤君之慨，出言反驳道：“马阁老此言差矣。斯时太祖高皇帝得国之初，四海不靖，寇心不死，为统摄六合，大扫天下九州之妖氛，故对贪名、贪利、贪位、贪色之徒课以重刑，严惩不待。盖因当时国中局势，遭受频年战乱之后，人心尚在焦躁狂乱之中而不能自拔，为救溺人心，拨乱反正，故治国用以重典。据此制定的《大明律》，未免失之过苛。譬如说，《大明律》中载有明文，民间百姓不许着苎罗绸缎，不许饰以金器，胆敢犯律者，或卸去双脚或流三千里外充军，南都百姓获罪者不知凡几。如今，满城百姓子弟，尤其商贾贩夫之流，哪个不是穿绸披缎？哪家女眷不是金翠满头，若都用《大明律》来定罪，只怕京城便有一时皆空之虞了。”
马宪成岂能不明白严嵩的险恶用心，但他在朝政之争上从不让步，当即将严嵩顶了回去：“严阁老此论貌似有理，实则不然。穿戴只关乎个人好恶，充其量只是人心不古，民俗奢靡；而走私贩私则不然，扰乱国家大政，涉及国计民生，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岂能一概论之？”
接着，他冷哼了一声：“若非要将两者拉到一起相较，孰轻孰重，孰大孰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