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惨祸变也未能伤他分毫，不就是替皇上顶下了新政的黑锅吗？儿子看来，他推行新政，再有劳绩，终归只是朝廷的事；爹变革《宗人法》，断绝了外藩窥测天位的念想，可真真是给皇上去除了心腹大患啊！两者相权，孰轻孰重，皇上心中自然有数。他尚且如此，放眼大明，还有谁人能与爹相提并论？”
听了儿子这番宏论，严嵩心中也暗自称许，但嘴上却还是矜持地说：“是这个理，可话却不能这么说。夏言辅佐皇上推行新政，富国强兵；为父辅佐皇上限制宗室，巩固国本，都可谓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哪有什么高下之分？这种话在家说说也就罢了，切不可为外人道也，免得旁人嘲讽你我父子二人挟功骄矜，非人臣事君之道。”
见儿子似乎还不以为然，严嵩又说：“平叛军张、陈二位勋帅和吕公公呈上的请罪疏已明发邸报，想必你也看到了。半载辛劳，历经战阵，辗转于成败死生之间，上托皇上齐天洪福，下赖六军将士效死用命，终得以功成，剿平了我大明开国以来最大的一场叛乱，又兵不血刃克复南都，保全了太祖陵寝，这是何等之大的社稷之功！只因没能抓到徐、汤、刘三位谋逆首犯，擎天保国之功便一风吹了，这且不说，两位勋帅还得自请解除兵权，吕公公更是自请为太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