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仔细看过厂卫多方搜罗到的唐寅所做的诗文字画，朱厚熜这才知道，唐伯虎才子是真，风流是假，其画风纤柔委婉，清隽生动，尤其擅长画山水仕女图，与明朝第一大流派画院派多有不同，是刚刚于明朝中期崛起的一大画派——吴中画派的代表人物，同时，兼工书法，诗文俱佳；但他所谓放浪余生的风流韵事全是虚构，大概是后世之人借其文名张冠李戴，那枚人们熟知并津津乐道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字号图章大概也是别有用心之人的托伪之作。
未能满足自己的猎奇之心，朱厚熜不免有些失望，但看唐寅的诗文，多是科场失意后体会世态炎凉的感悟之作或游记、题画之作，尤其是他的那篇散文《与文徵明书》，所述被累下狱之苦、出狱被黜之艰以及归家之后困于生计的种种落拓的窘况，词采华美，感情充沛，读之不禁令人为之心酸。这些诗文没有厚重的生活体验和坎坷的人生经历，是断然写不出来的。
自此之后，朱厚熜便时常在想一个问题：若是没有弘治十二年那场莫须有的科场舞弊案，大明官场或许会多出一个能吏干员；可是，中国历史上就少了这么一位传奇式的大画家。说句或许有失仁厚的话：那场莫须有的科场舞弊案，固然是唐寅个人人生的大不幸，却是中国艺术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