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六年大比注定要载入大明史册，先是皇上史无前例地增开了时务科；接着又搬出了李唐制科取士的旧制，开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而明经科取中的一个小小的新科进士杨继盛，上呈了一副《流民图》，立刻掀开了足以震惊朝野的山东莱州大案；最后，则是一个小小的制科进士、正七品的卸任知县海瑞上呈了一份《请抑内官重阁责疏》，把天都捅了个窟窿，令朝野众人为之眼花缭乱，更为之瞠目结舌。
经过一连串的激烈的幕后交易、斗争和妥协，这场由嘉靖二十六年大比引发的朝政风波终于尘埃落定了。
不用说，文官集团在此次风波中收益最大：全面打击了一向与之抗衡的宦官集团，更获得了以前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权实权。
文官集团不是铁板一块，分到的彩头也就有大有小，但仔细掂量，竟是难分高下，满朝文武不得不佩服皇上驾驭群臣的帝王心术。
表面上看，最吃亏的是夏言一党，山东一省从巡抚、布政使到州官县令，杀的都是他们的人，还搭上了一名监察御史。但是，这些与党魁夏言强势复出，出任前所未有的，能与内阁首辅并列朝班的内阁资政相比，又算得了什么？而且，夏言刚被起复就奉旨巡视江南，严嵩趁朝廷平定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