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方略，即百姓的稻田既然已经淹了，不若以朝廷发赈之粮，督促受灾百姓改种桑棉。这个方略既解决了推行国策之艰，又缓解了民生之难，首先得到了夏言和刘清渠的赞同，一道具名上奏朝廷，更赢得了皇上和朝廷重臣的一致赞誉，立刻由内阁下廷寄，着令应天巡抚衙门依计行事。同样是遭了水灾，为何苏州知府衙门能将坏事变成好事，提出这样上利国家，下利百姓的方略；而松江知府衙门却囿于眼前艰难，不能把思路放开阔一点，反而以水患为由，阻挠国策推行？看来，那个赵鼎枉负状元之名，治政才具也是平平……
接着，许多人更进一步地联想到，嘉靖二十三年，那个赵鼎曾上疏非议新政诽谤朝廷，被皇上责之以廷杖并罢官削籍；嘉靖二十四年，皇上改易《宗人法》，将参与谋逆的藩王宗亲贬谪海外，又是那个赵鼎上疏抗谏，幸喜平定江南叛乱之战虽未能克尽全功，将为首的几位勋臣擒获，但战事进展颇为顺利，皇上心情也不错，只处以罚俸三月略施薄惩；再往近里说，就是去年皇上巡幸草原、招抚蒙元诸部之事，他又跟着杨继盛上疏抗谏，非议开市之举。如此种种，足见此人一贯对新政心怀不满。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外放到松江府那么重要的地方做知府？果不其然，他如今又以水患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