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困顿，早早就备下了上百万担的粮食准备买田推行国策。这么好的方略，赵鼎却顶着不办，以致缙绅报国无门，百姓徒受其苦……”
朱厚熜不动声色地问道：“那么，俆员外可知道赵知府为何要跟省里对着干呢？”
“那种迂腐书生最是不可理喻，冒昧猜测，大概还是对新政素怀不满，有意阻挠国策推行。”徐陟义愤填膺地说：“即便如高大人方才所言，那个赵鼎是拿自家的钱粮出来发赈，克扣灾民口粮之事尚有可恕之处，但他不遵君父圣谕、抵制国策推行，对抗省里的上司衙门、对抗内阁，乃至对抗新政之罪，凌迟难诛！不但是改稻为桑一事，还有重商恤商，也是皇上钦定的国策，赵鼎亦是不遵圣谕、公然抗命。这份知府衙门责令粮商限期将粮食借贷给官府的告示，便是他对抗君父之国策的铁证！”
有那么一刻，朱厚熜真怀疑，高拱这个吏部文选司郎中给他提供的徐陟的履历有问题，徐陟在弃官回乡之前，应该不是在浙江省的曹州任州同，而是在都察院任御史，因为他这种无限上纲上线且“攻击一点，不及其他”的言辞风格，简直象极了那些言官御史。
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道：“敢问俆员外，你所说的松江棉业大户，可包括贵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