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道：“这些年里，朕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为何当初推行新政，实行官绅一体纳粮，江南数省立刻哗然大乱，其他省份却并未群起影从，附逆倡乱？这固然是因江南乃国朝斯文元气之地，官员士绅为数众多，一呼百应的缘故，也有国朝在两浙实行的优免制度比其他地方更为优厚，江南的乡宦士绅享受着更大的免税利益的缘故。这且不说，他们还能与官员相互勾结，擅自把优免制度扩大几倍、几十倍，然后以田免粮，以丁免役，广开投献之门，大兴诡寄之事。官绅一体纳粮之制或可遏制百姓投献之势；却无法堵死诡寄之门。比如说，一个家境贫寒的生员猎登科甲，就向县令请书册，把亲戚、门生、故旧的田地记在书册上，原本只有几亩田，却能上浮到几百亩到一两千亩，每季派管家督促寄户照额完粮纳赋，由自家交到官府。官府念其有功名在身，名下田产的赋税缴纳个七八成，至多不过九成就不再追缴。一个秀才出身，就能平白享受数百亩田地的钱粮赋税，寄户越多，国家赋税流失的也就越多。至于那些乡宦，年久官尊，三族田产都能入册，其间玩法子弟就多有拖欠不交、故意抵赖者，还说什么‘官府无奈乡官何，乡官无奈我们何’。这几年里，南直隶都察院御史和锦衣卫明察暗访，搜集到江南各地乡宦士绅偷逃拖欠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