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乱’乃是煌煌祖制，是故依下官之愚见，两淮盐商附籍一事还需从长计议……”
原来，明朝初年，就实行了极其严密且闭锁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天下臣民分为民、军、匠、灶籍，承担着该籍所应履行的封建义务。这么做，是为了将全体臣民规制于役网之中，同时将人困固于土地之上，以保证全国赋役的征调和限制人既定的活动范围。而行商的籍在他们的祖居地，却长年跋涉在外，形无定踪，户籍所在地的官府衙门对其控制的主要手段是给负贩行商发放路引——行商凭路引从事贩运买卖，官府则藉路引向他们征税收赋。也就是说，行商们可以交了引钱而不再受原贯役籍的束缚行走四方，从而逃避缴纳田赋服承劳役，进而有“相期尽说莫种田，种田岁岁多徭役”的感叹。对于坐贾——铺居之民，朝廷在明朝初年虽有将他们依其所业“注之籍”，即在当地官府登记，并“因其里巷多少，编为排甲”的规定，但一直未能规范而成为固定制度。
虽说行商们常年行走四方，可以逃避朝廷赋税，但是，终年居无定所、长途跋涉、风餐露宿的漂泊生活毕竟十分辛苦，但凡条件许可，谁不想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加之到了明朝中叶，整个社会经济已有了快速发展，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大幅度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