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自然投桃报李，对皇帝言听计从，不再有抗旨回驳之事发生。至此，无论是吏部铨选，还是廷推公议就都成了走过场。其后夏言、严嵩等人相继入阁宣麻拜相，无不是嘉靖皇帝一言立决。经过了长达十几年的礼仪之争，朝野内外、官场士林都见识到了这位从外藩入继大统的年轻皇帝的强横，纵然对此议论纷纷，却只能暗自腹诽。
回到明朝之后，朱厚熜推行新政，触犯了大多数勋臣显贵、官绅士子的既得利益，遇到的阻力比嘉靖皇帝当初给父母上尊号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也就船行旧路，按照嘉靖当年的一贯做法随心所欲地授官任职。虽说是民主的一大倒退，更是诸多藩王宗亲、勋臣显贵反对新政、造逆倡乱的一大借口，却对推行新政大有裨益。
嘉靖二十三年，高拱自营团军监军任上兼任了正四品巡城御史，便是朱厚熜发中旨封授的。不过情形与以往那些传奉官或是“议礼派”官员略有不同——当时城外有鞑靼大军围困，城里又发生了薛林义、陈以勤谋逆夺宫的奇惨祸变，除了自己钦命组建、由自己一手拔擢的三位亲信文武官员高拱、俞大猷和戚继光执掌的营团军之外，朱厚熜谁也不敢相信，就将营团军调入城中驻防，又命时任营团军监军的高拱兼上了五城兵马司巡城御史。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