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别说是号令百官、指点江山，欲要保全禄位和身家性命也难……
以严嵩自身而论，他学富五车，精通帝王心术，又历经弘治、正德两朝，近二十年宦海浮沉，使他见过多少你死我活的朝堂争斗，岂能不懂得“雄猜多疑之主，喜用柔媚之臣”的道理？加之他的性格阴柔圆滑，平生信奉“不做山，只做水，随地方，就地圆。”的处世之道，与杨廷和的光明磊落、夏言的刚直强横截然不同，又何尝想学他们那样固执己见、舍生取义？嘉靖十七年，嘉靖帝欲让一天龙椅都没有坐过的生父兴献皇帝称宗輹庙，命下礼部集议。这是个棘手的差事，顺从皇帝，立刻就会招来官场士林的责骂；按照惯例来秉公办理，自己乌纱帽难保。经过一番思前想后、仔细斟酌，严嵩最后写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奏疏上呈御前。嘉靖皇帝对他的骑墙态度非常不满，亲书《明堂或问》警示廷臣。严嵩惶恐不安，生怕皇帝降罪，于是尽改前说，完全顺从皇帝的意思，为兴献皇帝祔太庙配享安排了隆重的礼仪，并在祭祀礼毕后，写了《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文笔绝佳，很得嘉靖帝的赏识，晋封他为文华殿大学士。尝到了甜头的他从此便打定主意置“逢迎君上、阿谀事君”的天下骂名于不顾，做一位惟命是从的“柔媚之臣”，也因此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