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盘不同。约莫九点刚过，屋里的灯忽然黑了，但音乐还在继续。随着一阵哂哂嗦嗦的声音，又是一阵女孩的浅笑，空气中流淌着青春的气味。我不由感叹，舞会黑灯环节的发明对一个封闭而传统的国家的年轻人而言，是多么的伟大，如果我联合国里有人儿，一定推这个发明者参选诺贝尔和平大奖。
显然，对于这个春意正浓的古老院落，我更适合在院儿里泡壶茶。几分钟后，灯重新亮起，也许是我端着酒瓶看着四喇叭录音机的姿态过于戏剧化，又重新成为姑娘们窃笑的焦点。我倒是发现，这个舞会有个专门负责音乐和灯光的人，这人二十几岁，留着披肩的长发，喇叭口牛仔裤，屋里还戴个大蛤蟆镜，标准的中国版朋克，可惜那会儿还没朋克这词儿，大家都管这叫小流氓。灯亮后，蛤蟆镜麻利地从一堆磁带里选了一张，换进了录音机。这时我听到了影壁胡同案件里一样的音乐。
我又开了瓶啤酒，走到了蛤蟆镜旁边，没等我开口，蛤蟆镜先递了根烟过来，“常叔吧？孙叔跟我提了您，晚上辛苦啊”这话说的我一头雾水，只好接了句，“不辛苦，不辛苦”蛤蟆镜咧着大嘴笑了：“全场子就您一个抱着瓶子，从头吹到尾，您还不辛苦？”我也嘿嘿笑了两声，问他“放的磁带香港那边儿弄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