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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琰从沈清猗学医时听她提过疫病，时疫即感时行戾气，四季皆行，“春瘟”就是春季的时疫。按医家的道理：疫是天地之厉气，因年岁不同而有多少，因地域不同而有轻重，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从口鼻入，称为时病，而传染流行开去就成了时疫。
大唐每年都有人染时疫死去，贵贱皆有，除了三次大流行的时疫死去数千、上万人外，其他时病都没有造成大范围的流行，一是疫气不强，二是官府有效隔离、施药、控制，三是时疫有时效性，过了这个季节厉气就衰去了，所以每年染时疫而死的人不多。那些出现时疫的州县死个几十人，上百人，都不算严重的。虽然令人叹息，但也成了士庶习以为常的事——疫病哪有不死人的呢？只要不流行开就是万幸了。
所以萧琰一听李毓祯说扬州疫病蔓延了两个县，就反应那不是“常例”，而是相当严重了。
李毓祯道：“疫情比较复杂，”蹙了下眉，“按扬州医官局的禀报，既有冬末春初的时行伤寒，也有……霍乱之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