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布告墨迹被淋得模糊，也没更换张贴，更无宣传，禁谣的举措。
若无河西大都督府的行动对比，贺州刺史府的措置至多就是“敷衍了事，执行不力”，但有了这个对比，尤其捉拿“人犯”的举动，就将刺史府架到火坑上去了。
各地两马会都有世家和地方豪强参股，河西两马会就是萧氏占大股，杜筠在贺州已经做了五六年刺史，少不得将手伸往两马会，经营自己的势力。而萧昡突然出动兵马逮捕两马会“人犯”，包括萧氏在马会的负责人，都一股脑儿抓了，便洗白了萧氏，坑了杜筠。
即使萧家在两马会的负责人对“私印禁报，散播谣言”有暗中推动之责，但被萧昡这么一抓，萧家人的责任就轻了，至多判个“监管不力”，坐几天牢就能出来，最多罚个几万贯钱，不伤筋不动骨。而主管禁谣的贺州刺史没有作为，不是“伙同一气”，就是“受贿包庇”，端看靖安司重办还是轻办——当然，背后是圣人的意思。无论轻重，杜筠的贺州刺史都是做到头了。
大都督府的举动，在河西就是一个风向标，很快河西各州都雷厉风行的“禁报，禁谣”，灾情很快澄清，谣言也平息下去。
而杜筠被提刑司和靖安司的人一起解送长安后，朝廷的处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