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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兼代父亲送太医令，回头入屋关上门，走到院中大榆树下，对父亲道：“皇甫伯父的目的，四分为公利，六分为私利。”
他不说“应该是”“大概是”，以作谦虚或回转之地，因父亲从小教育：不矫饰，不伪饰，一即一，二即二，说错了也是小事；矫饰，伪饰，才是大事。他心中认为太医令是为了这个大体制有利于以医道传家的皇甫氏大展拳脚，建立功绩，让家族更上一层楼，所以才极力支持，并亲自过来游说父亲，以图墨家支持。当然作为一个有医德的医者，太医令对看不起病的百姓是有慈悲怜悯心的，真心希望朝廷能实施这个疾病预防和卫生体制，帮助这些百姓。所以程兼说：四分为公，六分为私。
墨平道：“公心未必出善果，私心未必无善利。”
有好心的未必办成好事；心怀私心的，其结果未必不能有利他人。
墨者做事，重心重意，但更重结果。
不论构建这个体制的沈至元用心是否纯善，也不论魏重润、皇甫安存这些支持者用心为何，有几分是自公心民利，但只要结果有利于天下普通民众，那就去做！
他们墨者不怕被人利用，只要被利用得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