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好似把经商之人说得十恶不赦那样。首先商人重利轻别离，在古代，朋友分别也不知道下一次再见是什么时候，或许再也见不到面了。在通讯很是落后的古人，往往只能靠着鸿雁传讯，稍慰音讯而已。可商人说走就走，追逐钱财利益，难免会被其他行业所瞧不起。
而这时候，统治者往往采取愚民策略，希望百姓在固定的范围内生活，最好至死都不要离开。商人却要行遍千山万水，这在统治者看来，是一种不稳定因素，坚决不能褒扬，否则就会人人效仿。甚至于在春秋以后，商人们被看作是“礼崩乐坏”的部分原因，社会思想就此定型。从此，商人在舆论上就没有翻身过，因为掌握舆论的，往往是读书人，他们用笔做刀，狠狠地削了一番商人的名声。因为这些做了高官的读书人，便完成了阶级的转变，从贫苦人士摇身一变成了地主。地主最怕什么？就是商业对小农经济的破坏！这两者从来都是敌对关系，要是能互相通融了，那才是怪事哩！
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李诫自然对商人没什么好感。虽然对大运河的反对，是出于公心，可也明白，陆承启这么做，是为了提升经济。所以即便陆承启的道理再大，李诫也还是持反对意见：“陛下，臣还是不能苟同。运河开凿，所费民力甚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