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到了“我大送”时期，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历史上的士族已经被杀的差不多了，情况就变成了，皇权-官僚-地主-百姓，而官僚和地主出现了合流现象，逐渐的变成一体后，情况就变成了，皇权-地主官僚-百姓，那么，原本可以用地主抵挡农民起义的制度，却让官僚要直接面临。
这样的话，就起不到这种缓冲作用。
对于官僚们来说，掌握行政权，那么为什么要为此耗费自己的力量？要么行贿盗匪和造反者，只要不在他的地盘闹就用酒肉送走，甚至将破产者纳入禁军养起来。
这种制度从一开始就带着亡国灭种的基因，不是没有原因的。
李达康自然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他每日接待的人中，一半是来自广东和福建渴望发一笔财的小人物，一半是越南本地的聪明人，他发现，比起那些脑子有些问题的家伙，聪明人们虽然也贪一些，但是起码可以沟通，同时，广东省和广南省（原越南）在经济上居然非常互补。
这很惊人，也足够有趣，李达康想起之前见过的广东朋友，随手就写了张纸条，希望在广东的同志散布一些吃越南香蕉可以以形补形壮阳的传闻，虽然广东本身就产香蕉，但是这个南中国最佳的出海口还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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