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布告，对他们没有任何约束力。在日军进城的头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院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
他们不仅从学校的大门、侧门强行入内，还有翻越围墙进校园，更有夜间从学校低矮的篱笆上爬过来，在无灯光的大楼里，楼上楼下乱摸一气，摸着哪一个就对她强奸。
魏特琳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在“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更是日夜操劳，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来奸掠的日兵，从他们手里夺回中国妇女。
她整天无法吃上一餐安顿的饭，无法睡上一个安顿的觉。不少日兵因此恼怒，拿着血迹斑斑的刺刀威胁她；还有的野蛮地打她耳光。华女士都忍受了，她自觉地承担了保护万余名中国妇女儿童的重任，她说，金陵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绝不离开。
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救助了那么多中国人的友人却在1940年的时候被某些媒体无端诬陷.
1940年4月初的一天（即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不久），《紫金山晚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真正的罪犯”的文章，将矛头对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帮助中国难民度过困难难的西方人。
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