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也不能搞什么抵制外货运动来向强国施加压力。”
洛奇见此，更是叫苦不迭，不知如何才好。此时恰巧一位长期在中国做传教士的老朋友史密斯来看他。洛奇向朋友请教解决问题的良策。史密斯说：“中国会煽动闹事的就是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很少，但能量却很大。领导太平天国造反的是一个没考上举人的秀才洪秀权，搞戊戌宫廷政变的是广东知识分子康有为，最近在搞反清运动的是一个留美留日知识分子孙逸仙。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个人主义者，你及早满足他的愿望，他就为你所用；否则，他就要造反。我最近才发现孙逸仙曾向清延进万言书，如果当时清延接纳了万言书并委以重任，那么，孙逸仙肯定就会成为梁启超第二，而不可能成为后来的民国孙大总统了。
目前这个抵货运动，实际上也是从知识分子惹起的。华工问题早已存在几十年了，年年在闹，但从来闹不大。这一次牵涉了几个商人和知识分子，问题就闹开了，而主要闹事者还是上海一批知识分子，中国的舆论操纵在一小撮知识分子手里，商人讲实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惧世事艰难的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既然为数极少，因此，其制服也易。我们几十年来光懂得推销商品，现在该轮到推销知识分子的时候了。这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