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没人会在意提比略赐予卡里古拉的一杯毒酒，即便后者不但是他的养子，还是他的孙子——这种情况直到公元前52年方有所好转，《庞培法》规定，凡是使其双亲或儿子加速死亡的，或使其他亲属加速死亡的人，要处以特异的刑罚；至公元212年，卡拉卡拉皇帝宣布，市民法仅仅适用于罗马公民，而公民权赋予帝国境内的一切自由民，即是说，地位、关系与族群不再拥有有力的筹码。罗马人日益扩增的地域、与外界的联系和经济活动，还有基督教的兴起无一不在瓦解原有家庭制度的基础，血亲的地位逐渐取代了宗亲，在在帝国时代后期，继承制度愈发以血缘为基础，各种相关法律也由此产生了明显的偏向，儿子和女儿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与珍爱，虽然父亲依然拥有着说一不二的权威，但幸运的他们至少已无需时刻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可惜的是这并不代表父权中特有的残暴无情得到了彻底的遏制，它们更换了一种方式出现，或者说，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抑是情感的迷雾——瑞典国王奥恩就先后献祭了九个儿子，从而使自己长期占据王位。闪米特人也有献祭儿子的传统，《旧约·创世记》中，亚伯拉罕曾经打算将儿子以撒献祭给上帝。而他们的后继者伊凡四世在一次暴烈的争执中用自己的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