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天书之类颇能窥见宇宙奥妙，然则终至于衰蹶不振，一个很大原因便是未立文字。
文字可说是人类的独创，垂统三界的基石所在，论起道法、智慧诸般四灵甚至远胜于人类，即便后来的圣王伏羲、大禹、商汤、文王也都是得四灵授书才能进窥天道，终成大圣，这中间的香火之情确然是无法泯灭的。
但是无文字之承载，文化便只能父子师徒相授，一旦有个差错，极容易成为绝学。所以伏羲画卦，神农结绳，到了仓颉终于制成文字，方时‘天雨粟、鬼夜哭，龙乃潜藏’。真是造化不能藏其秘，灵怪不能遁其形，人族代兴其势已不可阻挡。
中夏文化另一创获则是文言。如果说文字使文明的层积成为可能，那么文言则拉近了历史的距离，中夏最古之史书则推《尚书》，距今已四五千年之久，而三尺童子只要稍识文言便可略知其义，遍观寰宇真可说是异数了。中夏百姓特注重于传统大约文言亦是功不可没，中夏不论如何沦夷，乃至数度被异族攻占，其于历史终无甚深隔膜之感，则文言的功用可谓奇伟。
至于近世的种种非难惟在于文言不甚简便，这其实是另一问题，世间的事物大都有利弊两端，至少从文言在历史中起过的作用来看，确然是无可非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