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后，柳宗元着《驳复仇议》，驳斥陈子昂的主张。ran?．他认为刑和赏不能同时施加、自相矛盾，‘诛其可旌，是谓滥刑，旌其可诛，是谓滥赏’。换而言之，道德和法律的根本精神是一致的，一个人的道德再好，不能成为减刑的依据。
然则陈子昂为什么看不到这一点呢？这便是官法和民法有歧异之处。
县吏杀人，其子报仇。这必是走投无路，求告无门才会出此下策。正常的人在遇有冤屈的时候都会诉之官府，报仇并不在于手刃仇敌，只要能将仇敌绳之于法，便可告慰于先人。武松怒杀潘金莲和西门庆，同样是在官府置之不理之后，为了不使兄长冤沉海底，才铤而走险。
所以徐元庆杀掉县吏，如果不是其父冤死，完全没有复仇的理由，也不会引起庙堂上的争执。柳宗元说得好，官吏是代表律法的，一个人犯法受刑，是死于法，非死于官，没有私仇可言。
只有冤抑沉痛，求告无门，才可以称之为仇。
陈子昂之所以有这么奇怪的提议，未必是见识不如柳宗元。而是想官和民两面讨好罢了。
诛杀徐元庆，是为了维护官法，维持统治，是以不论是非，不问曲直。表彰他的孝行纯属猫哭耗子假慈悲，汉晋以下无不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