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所谓的罪行是不接受的。每年年底写总结，他总是在认罪服法态度一栏中写上冤屈两个字。而且他在监狱里，写了几百封信申诉，有写给市中院的，也有写给省高院的还有一些写给中央有关部门的。可那些信件全都石沉大海，没有一点消息。
我为了他北京不知道跑了多少回，可每一次都没有结果。就当我已经认命的时候，我在机场拉了一个客人，他在车上见到了我放在车里关于我儿子被冤入狱的报纸，他看了之后问我，那些报纸可不可以送给他。我当然不肯了，他告诉我，他是全国政协常委，我终于看到了希望，并且告诉他我是李剑南的父亲，把所有经过讲给他听。
后来我听剑南曾经的同事说，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一共有七名常委就剑南的事情向大会提交了第76号提案，指出那是一起明显的打击报复、有罪推定，甚至是涉嫌栽赃枉法事件。那份提案转呈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最高法院曾指示山西立案再审，最后还是不了了之。零八年三月，剑南的同事又打电话告诉我，十几名全国人大代为剑南再次提出建议案，可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果。”
杨洛靠在椅背上点了颗烟，闭上眼睛一直没有说话。不了解的他的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了解他的火凤知道，杨洛生气了，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