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三十万字的书稿，就是我最大的收获，虽然它可能非常幼稚，也可能错误百出，但毕竟写了出来。而且在写的过程中，确实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学到了很多以前不清楚、不明白的知识点，让我对四十多年来的国学论难发展有了个相对清晰的认识。”
“既然有收获，那你写完之后是否感到有什么遗憾？”韩先汝又问。
“遗憾当然有。”江水源没有讳言自己书稿中的不足，“最大的遗憾还是占有资料不足。国学论难才举行四十多年，参加最初几届比赛的选手现今也不过六十岁上下，应该都还在世，像访问他们补齐资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但由于时间、能力、资金等诸多方面因素限制，这部分还是靠二手材料和自己臆想为主。
“还有一个遗憾就是自己的史识不够。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史学家应具有史才、史学、史识这‘三长’，近代梁任公在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又提出‘史家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把史德排在第一位。仔细想来，史德可修，史学可补，史才可学，唯独这个史识需要长期磨砺、名师指点，否则很难修成正果。但是史识又最重要，因为有才无识、有学无识都成为不了优秀的史学家。偏偏我在引领整本书的史识存在重大缺陷，注定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