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的张口问道。
“什么意思？”听到土长申没头没脑的问话，贺敬之明显有些纳闷。
“哈，您老不是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伤心者》的评论吗？”
“哦，你说这事啊……归根到底还不是你们《》搞出来的麻烦吗！”电话里贺敬之调笑道。
“呃……”
“当初《》创刊前，你不是让我看过一篇《乡村教师》吗？我记得当时和你说起过耀邦同志对精神清污运动扩大化的批评，还说只要是思想观念过硬的文章、只要是好的作品就放心大胆的刊登……”
“嗯，是这样的，我还记得把那篇《乡村教师》给您传真过去后，您还专门打来了电话称赞这是一篇很好的呢！”听到贺敬之的话，土长申附和道。
然后他就有些奇怪的问道：“可这和《》杂志社有什么关系呢？”
“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大多了！你这个月是不是经常被有关机关和有关领导叫去谈话啊？”贺敬之问道。
“呵呵。您知道啦。”土长申打了一个哈哈。
正如贺敬之所言，当第一期的《》出版以后，土长申确实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
贺敬之电话里说是谈话，其实更是批评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