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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件成为了中日之间一个不太明显的分水岭，使得中华国后期在对日的外交上采取了更加务实的策略。
为了表达不满情绪，高层在拒绝了日本外务省的无礼要求之后，取消了多个代表团的访日行程，甚至有位常委的年底访日计划也被无限期的推辞。
减少互访，那是看得见的表达抗议方式，看不见的是在下面，质检，出入境，海关，工商等部门在面对日资企业的办事需求时，总会有意无意的采取一些拖延的政策，要求也比韩资企业要高，不管怎么说，两个新闻发布会召开之后，人家棒子就乖乖的了，沒有学鬼子又搞出幺蛾子。
也正是这两个中华国的举动，使得反对派逮住了*的小辫子，他们攻击执政党因小失大，缺乏战略眼光，缺乏将国民带出窘境的能力和智慧，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本來就应该加大产业和企业的转移，特别是转移到中华国这样既有低成本优势又有庞大市场空间的地区，但是就因为执政党的短视，导致了这个进程放慢下來，很多经贸代表团的访华行程被无缘无故的取消，以前能三个月办完的企业成立手续，现在被拖到了六个月，八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而现在大举挺进的却是隔海相望的韩国和数千公里之外的欧洲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