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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幂的话引起了陈康杰的注意，在吃完饭回学校的路上，陈康杰都在思考这个问題，到底是什么使得我们的社会募捐数量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
陶幂说到了一个关键点，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才开始了短短二十來年，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的还不够高，虽然说改革开放之后在历史契机的促使下，我们已经产生了一批企业家，然而，这些企业的规模还不够大，换句话说就是这些老板还不够富裕，再加上国家的贷款政策主要是向国有企事业单位倾斜，他们就算有点闲钱，那也要投入到企业的扩张方面去。
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实际上，经济基础不但决定上层建筑，也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意识，在整个社会还不够富裕情况下，要求大家普遍拥有博爱的意识，是不切合实际的，国人穷了那么多年，实在是穷怕了，现在生活好了一点，有了一点点钱，怎么可能就大大方方的做贡献。
再者说，当前的体制下，就算有人愿意捐钱，可以让他们放心的途径也很有限，目前建立起來的慈善基金会几乎都是公家的，很缺乏透明度，假如捐赠者都不知道自己拿出來的钱最终会用到什么地方，他们又怎么可能让自己的爱心得到放心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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