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就会将这些国土真正地与他们原有的国土牢固地连接在一起。一旦那里的老百姓归心了，一旦那里的老百姓产生了认同感，我们再挑起他们的民族矛盾就困难重重，就会花费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资金，还要损失更多的情报人员。
我们只需要印度将国的注意力转移一下，从北方转移到南方，也不奢求他们能全部地移到南方，至少得转移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都行。那样的话，他们国就没有能力安抚好那些新国民，就无法提高那里的生活，就无法让他们正常运作。一块没有有效益的企业，一块没有能养活自身土地上人口，一块到处都是搔乱的地方，对国而言不是福音而是麻烦。只要等我们从东欧这里空出手来，他们一切就晚了。”
格里顿说道：“现在的印度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苏联解体之前的国。当时我们需要国当炮灰来与苏联对抗，需要国吸引苏联的注意力。现在苏联崩溃了，我们的对手变成了国，所以需要印度来代替国，当我们阻挡国的炮灰。那么，请问布朗先生，有朝一曰国崩溃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又要将对手换成印度，需要再找一个国家来充当我们消灭印度的炮灰？我们这么做，难道不值得深思，不值得反省吗？这么做不是浪费了我们纳税人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