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够尽快把资金压力向二级市场传导，到今年下半年，就需要对亚马逊进行轮和轮的融资，我们不想冒这种风险。”
霍华德仍旧争辩道：“可是。。。”
约翰杜尔站起身来：“没什么可是，霍华德，你要明白，摩根只是我们的承销商，而且不是唯一的承销商，如果你们不想做这单生意，会有很多人愿意做。”
约翰杜尔明白，霍华德之所以争论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嫌麻烦。
这就是所谓的大企业病和职业经理人制的弊端了。
九十年代，正是职业经理人制被商界极度迷信的阶段，不只是华夏，美国也是如此。
杰克韦尔奇、郭士纳、乔治大卫，甚至包括华夏的张瑞米、刘传之，这写闪闪发光的名字都代表了职业经理人所能达到的极限。
于是在整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职业经理人制几乎代表了绝对的政治正确。
有很多专家都认为，这是最完美的管理制度，华夏的民营企业之所以做不过外企，就是因为难以实现从家族企业向职业经理人制的转换。
但实际上，职业经理人制同样尤其弊端，甚至这种弊端会让一家公司慢性死亡。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