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三个变量：速度不均衡。”
“按邓大人改开的意图，是先富带动后富。这在当时，当中央处于绝对控制地位的时候，是做得到的。因为政府掌握着绝对的分配权。但是，为提高地方的积极性，中国的改革是从放权开始的，各地方按各自的步骤发展先行，问题就来了。有利于地方政府税收的事，各发达地方干得火热，而上交中央的税收比例就减小了，减小收入就等于减小中央对经济社会的控制权，为此。朱总就发明了分税制，重新掌握了分配的主导权。”
这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往往会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大循环。
“如果没有今天我所说的变量的影响，这种做法是可能的，也是有效的。让中央来调节分配比例，保障大致均衡。但是，大家知道，这两个巨大的变量来了，新的不均衡被放大，治理方式如何改革，又摆在了领导的面前。”
中国当然不能硬性屏蔽这两个变量。全球化与信息化，正是中国近些年腾飞的翅膀，如果没有这两个变量，我们即使开放了，也只能给洋人打工，根本没有弯道超车的机会。
“怎么办？如何拥抱这个巨大的机遇，但又要造成大致均衡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