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众人竟利”，也是被视之为“无益于时政，有损于治道”的事情。但是这种劳作制度似乎并没有在教义方面对中国佛教的发展造成困扰，相反，倒是有一定程度的促进。
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劳作和修行的关系得到合理的解释。这个突破的可能性，是因为一些僧人认识到佛教所提倡的修行者可能达到的觉悟，即主体自性与宇宙究竟实相的关系，其实是一种主观契合，没有特定的外在限制可以匡定。即如智者大师有关于治生产业与佛法实相的解释，有关于权实关系关联的菩萨道和方便行的解释等。
禅宗最杰出的觉悟者六祖惠能自己就是作务行者出身，但其说法语录却能被尊奉为经。其也强调，“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这些都一定程度地在理论上对修行实质和修行形式问题作了开拓性合理性的解释。所以，为了能打坐修行而进行的劳作，进而也成为等重于打坐的一种修行途径。
后来的禅宗还产生了以强调劳力而弘扬教法宗派，如云门宗等。到晚明时期，仍然有骄傲地坚持劳务而光大门庭者，如曹洞宗的无明慧经，如其住宝方寺，即“四方闻风而至者，络绎于道，挂搭常数千指”。
中国佛教中产生的这种相对自主的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