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经济、文化中心，有时后者的意义还超过了前者。而大大小小的城市，就作为不同层级的中心地，共同组合成一个庞大的控制网络。
不同的是现代城市再无人营建城池，甚至为了扩展还将城墙拆毁，剩下的都成了文物，成了一辈人的记忆而已。但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集聚了其所在社会的大部分权力，此点向无疑问。然而赵昺从未想过究竟是城市为权力的集中和运作提供了场所，还是权力“制造”或“产生”了城市这个问题，可现在到了复国反攻的时刻，他又不能不有所考虑。
便以眼下的绍兴府城来看，早在近两千年前便有了城市的雏形，经过不断的发展如今在城门外的交通要道两旁或码头、渡口，均普遍兴起、发展了附郭的街区，有些城市城下街区的面积、居住人口、商业规模都超过城内，甚至数倍于城内。可这些附郭街区显然并不在城墙的保护范围内。因此所谓城墙的主要功用在于保护城市，严格说来，并不符合事实。
所以赵昺以为在帝制时代的政治意象中，城墙更主要的乃是国家、官府威权的象征，是一种权力符号。雄壮的城楼，高大的城墙，宽阔的城濠，共同组成了一幅象征着王朝威权和力量的图画，发挥着震慑黔首、宵小乃至叛乱者的作用，使乡民们匍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