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氛中，这些思想活跃的新晋士人阶层却对“党”有了新的理解，便试图打破这层禁锢，却不知道自己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将党争这只魔鬼给放了出来。他们提出不仅小人有党，君子亦有党这一惊世骇俗的见解，最著名的当数欧阳修，他认为，君子行守道义，爱惜名节，如果君子们联结起来互相扶持，在修身和治国上都更能相得益彰。
而赵昺发现不仅仅是欧阳修一人有这种想法，如范仲淹、司马光、苏轼、秦观等名士也有类似的言论，与以往的党争相比，宋代被视为朋党者更注重道义之争，并试图扭转传统观念，为朋党正名。可见君子亦党的观念在已经在士人阶层形成了主流，使的仁宗年间的朋党之争具有了新的内容和意义。它先是表现为新进士大夫为自身利益和抱负而与权臣之间展开的斗争，继而演化为新进士大夫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讦。
所以欧阳修等人的努力非但未能为朋党正名，反而造成严重后果。首先，他不但自认是朋党，而且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这就意味着人们对朋党的议论并非空穴来风，进而使人们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者，皆为朋党。最后他把臣僚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紧张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