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太祖赵匡胤这位开国之君，可以说他制定的一系列制度为大宋三百年基业打下了基础。其既然敢放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当然也有制约之策，那就是——忠。在前世赵昺对于忠字知其意而不知其实，应该说是一个很模糊和笼统的概念，他相信很多现代人也与自己一样。
在这个时代，赵昺却对忠逐渐有了深刻的理解，在他来看忠君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愚忠，另一种是贤忠。
所为愚忠就是为臣者对于皇帝的任何行为不知审辩只是一味的顺从，就像倪亮和军中的一班将领。在理论形态上，愚忠采取了王天下的独夫形式，如班固所言:君者天覆地载俱王天下也。因此这种理论的最后结果必然是天下之大，四海之内，所共尊者一人耳”。但愚忠的政治前提是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而在荀子看来此种行为不应叫做忠，而应叫做谄。
与此相反，宋之士大夫的自以为忠君是贤忠，他们与跟皇帝的思想互动中，逐渐达成了共天下的通识，如为臣的说：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而为君的也说:天下至大，人君何由独治也？正是这种观念在政治、生活领域渗透，皇权与相权的制衡关系才具有了一定的弛张度，而这种变化的结果是皇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