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觉的触目惊心，他不能不怀疑士大夫们是欲借助君王的恩宠来篡班夺权，试图将皇帝架空，当做一个傀儡，听从他们摆布的木偶，有功是他们的，出了错就让他背锅。而限制消费，在现代任何人都知道这是老子管教啃老子女的最有效的方法，被断了经济来源的傻孩子就不得不屈服，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
而宋朝历代的皇帝并非都是昏聩不堪之徒，那为何明知这样会削弱自己的权力，甚至会夺取自己的帝位，却又往往忍下这口气呢？赵昺以为这也正是太祖的英明之处，算准了士人的人心，且又通过科举打破了固有的门阀阶层，使庶民子弟得以登堂入室，形成了士人治国的体制。
宋政府的优遇，还大大激发了宋代士大夫践履儒家理想的道德自律精神，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封建王朝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惟恐朝廷有弊政引起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因此，以天下为已任，并形成了范仲淹“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代表的优秀思想。这种思想促使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关心国事、关心民生，为支撑赵宋政权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宋王室当然欣赏这种感激奋发的忠诚，因此也坚定了他们依赖这一批文人士大夫的信心和决心。特别关键的一点是这些文人士大夫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