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可说明敌方销毁证据的强大实力，更能突出他们对己方的威胁。而且，仇恨故事中如果出现实物“证据”，还容易被现破绽，影响煽动效果。比如‘拍花子’便产生于晚清的拍肩迷药故事，则因为无法证伪，继续流行百余年之久，至今仍在地铁和阴暗小巷漂浮“作案”，让人深信不疑。
现在几个故事的出处听着都有实处。‘杀十姓人’的消息来自于圣旨，由于使臣的意外死亡才落入乡人之手，又被夫子无意现而事先逃走免于灾祸。此后因为夫子内疚才告知他人，并出示捡到的圣旨，整个故事有人物、有时间、有出处。但若是想找到源头，却无从查找，可又让人不能不信，因为有人看到了圣旨，上面正是那么写的。
同样‘金汁炮’时间中，汉人军官张二郎因为不忿自己的亲人被害，才揭露了事情的真相，而叛宋降元的宋军都是以万计，叫张二郎这个名字的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想要找到挖出这个人岂是容易的事，再者此人已经跑到了琼州帅府投军，你上哪里去找。‘杀童’的故事也一样，战乱中丢失的孩子千千万，虽然各有原因，但人们都会相信自己的孩子是被番僧拐走了，如此事情便铁板钉钉，因为这样的事情在身边就很多。
再者编的故事要具备传播性和煽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