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事，均不能符合世祖的财政需求。于是，总制院使桑哥“荐卢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中国的官僚，从来不乏搜刮有术之辈。主意很快就有了，无外乎还是那三大法宝，第一，铁盐官营，第二，榷酒酤，第三，收算缗钱。
不过卢世荣做的更绝，其所言的“理财”诸法，主要是进一步加大官营（如酒、铁、海外贸易）或官商合营，而官取其利之大部。改革钞法，重新实施括铜铸至元钞，及制绫券，与钞参行。限制海外贸易，推行官本船。建立常平仓，稳定物价。这些措施有不少确是“裁抑权势侵利”，欲夺之归于政府，但不可否认同时也有过分征敛之处。
在赵昺看来，卢世荣的经济计划却更像是历代专卖之法与王安石的变法的大杂烩，多数政策都是炒冷饭，并没有多少创新。且其政策的基础是理财，而不是生财。也就是说实际上社会并没有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其不过是将本应由皇室贵族及商贾所得的资产强行收归国库，创造出虚假的增长。而这种饮鸩止渴的财政政策对国家损害是极大的。
这当然不是赵昺妄言，而是有历史教训的。汉武帝数次征讨匈奴，四代人攒的家底让刘彻一下子就给糟蹋光了，为了支撑庞大的军费不得不